穆光宗：论科学人口观

单一经济指标和人均指标衡量人口控制必要性的做法是片面的，中国人更需要安全的保障和亲情的幸福。提高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不一定同时提高了公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界就发现了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差异性。适度的低生育率战略以确保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为自己的出发点。在“一胎化”为主导的政策引领下所产生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超低生育率现象对人口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大龄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为人口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高风险的社会。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个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形成和加剧中，然而，我们准备好了吗？

长远的人口发展必须注意人口的结构性协调和持续性发展。从“控制人口的数量”转向“控制人口的风险”，即控制人口发展的生态失衡危机，这是21世纪中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对人口发展必然要提出的要求。人无远虑，必有远忧。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树立统筹的人口治理观

统筹的人口问题观决定了统筹的人口治理观。顺势而为，构造科学的人口发展方式和人口治理方式是时代的召唤。

首先，科学的人口发展方式应该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第一，无论是增量还是存量，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人口在数量上追求的是适度。第二，人口在素质上要不断优化，不断提高全体人口的健康、文化和道德素质。第三，人口在结构上要平衡健全，男女老少人口的比例和布局要恰当，从而形成健康的人口生态。人口和生育的多样性是人口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的生态学条件。人口要协调发展而不是片面发展，协调有主动调适、建设、优化关系的意思，包括了动衡和调衡，人口数量的适度、素质的优化和结构的健全存在着内在联系，不可割裂。

其次，科学的人口治理方式应该统筹兼顾、瞻前顾后、未雨绸缪。人口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人口的影响常常需要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显示出来，前后存在着历时性联系。人口发展战略需要考虑人口发展的滞后效应。由于多年的努力，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下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而且由于生育文化和观念的转变，事实上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甚至相当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

中国人口问题在转型，正在从增长性人口问题转变为结构性人口问题，从自然性人口问题转变为政策性人口问题。中国伴随生育率快速、全面、持久下降而来的新人口问题有一些显示的是政策性的负面后果，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却不期然地带来了新的问题，突出如独生子女家庭的成长风险和养老安全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期失调、独生子女综合症、干群关系矛盾等。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树立统筹的人口治理观的历史依据。

科学的发展观在呼唤科学的人口观，以人为本、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首先需要解放思想：

第一，关键是要解决一个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统筹的人口治理观必须突出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权”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数”为中心。“权利贫困”是最要害的贫困。从整个生命历程出发维护好公民的生育权益、养老权益等是人口计生事业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还权于民、赋权于民、放权地方是中国人口实现科学发展的必要保证。政府是微观生育决策的代理人，顺应民意、尊重规律是责任政府的历史使命，我国生育政策和人口政策在完善中稳定和在稳定中完善是必由之路。长期在约束条件下形成的政策性低生育率正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转变为意愿性低生育率，低生育率江河日下，低到威胁人口持续发展的超低水平，调整生育率到适度水平的战略机遇期已越来越短，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人口发展风险的积累和叠加将导致全局性、深层次的人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