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宝昌：世界对低生育水平时代到来的困惑

人口学家原来认为，当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降低到更替水平后就会保持在这样一个维持人类世代更替的水平，但这一假设却被各国的事态发展所无情推翻。并且，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欧洲，也出现在了亚洲；不仅出现在发达社会，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伊朗的生育水平纷纷跌入更替水平以下，并还在继续下降，从2.1下降到1.8，又下降到1.5，又下降到1.3，甚至更低。

什么才是这种下降的终点？这种下降趋势说明了什么？又是为什么会发生的？它对各国和人类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这种下降趋势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与在发达社会的情况又有哪些不同？

面对低生育水平的到来，各国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强，并积极应对，完全不亚于当年面对高生育水平的劲头。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无论是在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国家，投入虽著，但收效甚微。到目前为止，在那些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国度中，不论政府和社会的努力有多大，除了瑞典和法国，还没有一个人口在生育水平降到如此之低后能再把生育水平提升回到1.5的，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把生育水平提升回到2.1的更替水平的。

当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后，尽管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人口在一段时间内还会有所增长，但它最终将必然跌入人口负增长的境地。但这种由低生育水平而来的人口负增长却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它的规律性，它的未来趋势，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所有这一切，我们对它的认识还非常肤浅，才刚刚开始。

我们过去的人口研究成果虽然辉煌，但难以解释今天面对的人口态势；我们过去在应对高生育水平方面的经验虽然丰富，但无法应对今天的低生育水平的挑战。显然，面对低生育水平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我们的人口研究还是我们的人口工作，都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使命，回避彷徨、畏难退缩是不可取的，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也不足为道。我们必须像当年面对高生育水平对人类的挑战一样奋起努力，我们一定能不断地加深我们对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我们一定能寻找到应对低生育水平挑战的有效途径，为人类和后代争取一个美好的未来，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

但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正视世界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代这一基本点，再不能溺于高生育水平的思想定势之中，必须要换个眼光看人口问题。 (摘自北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