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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掉入低生育率陷阱风险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已得到彻底缓和，并产生逆转，进入了低增长通道，多年来人口增长呈现低增长率与低增长量并存格局。

总和生育率指标是研判人口形势和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按照人口统计标准，总和生育率2.1为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为低生育水平、1.5以下为很低水平、1 .3以下为超低水平、1.0以下为危险水平。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 .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1年。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 .17和1.18，这个数据明显偏低，原因是普查中低年龄段人口存在少报和漏报现象。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国家统计局评估后数据是1.5左右。

人口运行有其惯性，由于我国生育率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负增长能量正在日益累积，现在正从正增长区间向负增长区间转变，处于拐点区，一旦进入负增长惯性区间，尽管还有若干年的正增长，但负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预计2026年后我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这种状况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并未雨绸缪，防止我国掉入低生育陷阱。

此外，由于少儿人口大幅下降，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总量，从而造成人口红利期缩短，可能引发将来人口负债。并且现行生育政策还导致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生育权益的不平等；给社会稳定及国防安全带来隐患。因此，现行生育政策有待调整。

人口政策调整的主要障碍

一是认识问题。人口再生产周期长，人口政策所形成的影响只是将在今后一段时期才会显现。人口问题事关民族前途和社会经济发展长治久安，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问题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人口数量，二是人口结构。人口数量失控、总量过大及增长过快会对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压力，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样，人口结构失衡也会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制约。我国发展始终受到人口这两个方面因素的双重制约，只是在不同阶段这两方面制约程度不同而已。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由于人口增长。仅控制人口数量不能有效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关键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低增长周期，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低增长趋势已难以扭转。日本经济之所以出现了20年的严重衰退，除了房地产泡沫破灭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长期陷入了低生育陷阱，总和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人口深度老龄化、少子化，人口结构长期失衡，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财政供给压力大。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已呈现低生育、老龄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应该引起必要的重视。

二是担心人口增长大幅反弹，补偿性生育高峰来临。这一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笔者认为，社会转型对生育会起较大制约影响，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看尤为显著，这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目前处于超低或危险水平。这是因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及生育观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的成本有了极大的提升，导致人们生育意愿大大降低。因此补偿性生育总量不大。

21世纪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结构畸形和人口负增长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风险。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要与时俱进科学进行调整，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党中央于1980年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郑重承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长时间低于2.1更替水平，进入了低增长通道。我国青年的生育观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观念，而是自愿少生、适当晚生，对子女数量与性别的追求开始转向对子女质量的追求。且我国综合国力已大大提升，资源承载能力得到有效加强，国家承受人口的能力也大大增强。调整人口政策的时机和条件都已具备。

控制人口数量和改善人口结构是一个两难问题，增加人口会消耗一定量的资源能源，会给环境带来一定压力；但若人口增量不适当增加，则会使人口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加速人口红利衰减，带来严重的人口负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