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妈妈：常去墓前与儿聊天 近四成有自杀倾向

“再不打电话，我就要死了”

西芒的第一次弃世念头没有付诸实施，缘于对儿子的死亡，学校老师表现出的真切惋惜与感同身受，“我觉得自己不能够给他们找麻烦，把和儿子一起走的念头压下来了。”

不过，在最开始的三个月，西芒不断有“我早点走就能早点看到他”的想法。幸好住在楼上的邻居主动过来陪伴，“她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天南地北，不断地有话说，这样我就不能沉思。其实她说什么我没仔细听，但有个人在你身边不停地说也是好的。”

在这期间，因为极度悲伤的情绪无处排解，西芒身体出现了问题，“妇科”长了很大一个脓包，住院做了手术。白天有医护人员和病友陪着聊天，晚上，西芒便都会去楼顶看天空，觉得那里有儿子的存在。

虽然在医学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相关专家表示，失去孩子之后的前几个月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产生自杀的冲动，“这时候有双重精神状态，有时候觉得孩子还在，有时候清醒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精神常常在现实和虚幻之间晃荡，很容易神情恍惚、刹那间失去理智。”

徐坤也告诉北青报记者，失独家庭时时刻刻都有自杀可能。“失独妈妈是极度脆弱的，即便仅仅是左邻右舍的刺激，一旦触景生情，就容易恍惚、低落，一个坎就走了。”

去年12月，一位名为王玉琼的失独女商人，在分配完自己600万的财产后自杀离开了人世。关爱中心的一名失独志愿者因为“同命人”的关系，曾经私下和王玉琼有过接触，参加过她的葬礼。这位失独妈妈告诉北青报记者，此前并没有察觉王玉琼有自杀倾向。

在儿子去世的时间里，西芒不止一次有过弃世的念头或者任由生命放逐，甚至简单的感冒所触发的心理连锁反应都可以是过不去的原因。曾经有一天晚上，因为心脏不太舒服，西芒和微信上的同学们聊到很晚。“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过不来了，把所有想说的话都说了，大家就陪着我发疯。不过最后还是过来了。”

最后一次失去生存的欲望是在2014年，因房屋修缮，身心俱疲的西芒，躺在床上就再也不想起来。大约持续超过48小时时间，不想吃饭、不想喝水，“可能再过几个小时就起不来了。”西芒回忆说，当时并不是由于触景生情想起了儿子，而是过度疲劳后精神上觉得无欲无求了。

几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希望找个人说说话的西芒拨通了爱心传递热线的电话。徐坤还记得当时接听电话的情景，“徐教授，再不打电话给您，我就要死了。”聊天持续约三个小时，儿子、生活甚至哲学、物理，几乎西芒所有感兴趣的东西徐坤都陪着聊。“终于，西芒说感觉到饿了，想去煮粥喝了，精神又回过来了。”徐坤说。

“让自己变成一道非常坚固的墙”

儿子去世后的几年，西芒的婚姻也告一段落，成为一个独居者，只是偶尔和家人电话联系。

最初，对儿子的思念挥之不去，西芒几乎每周都会去墓地。只要想起孩子或遇上伤心难过的事，西芒就会立马开车去墓地找儿子聊天，给儿子放他爱听的歌，讲生活中遇见的事。

为了转移注意力，儿子去世后，西芒拼命将自己除去睡觉的时间全部填充起来。“每天吃完早饭后就开始织毛衣，后来有了网络，上网就代替织毛衣了。”西芒说，她每天都泡在网络诗词里，还在论坛开了一个“门诊室”，为网友解决心理、生理问题。这让西芒感受到还有人需要她。2003年，当时非典疫情蔓延，西芒就和退休的医生们义务坐诊。

渐渐地，一种被需要的感受成为活下去的精神寄托，也促使西芒转换生活的理念，有了活下去的支点。“从前，儿子就是我的全部，所有的感情都放在他身上，一直跳不出来。失去儿子后，我才知道其实我能帮助很多人。”

西芒回忆，学校的老师曾在儿子去世时安慰她说：您以后会有很多孩子的。“我当时很想骂他，我就这么一个孩子，还在你们学校没的，你居然还说我以后会有很多孩子。”

但是现在西芒真的有了很多孩子，小爱换成大爱，不局限于血缘。“我现在在台湾、香港就有很多孩子，他们经常会组团到大陆来访学，我作为随团医生，帮他们看看病。这些小孩会叫我妈妈，婚恋问题、就业问题、要不要出国都会和我咨询。”

与此同时，西芒也尝试和儿子达成“和谐”，“我会觉得儿子还在外面读书，只是很久没回家了，现在学生读书的时候也是回来不了几次嘛。” 西芒认为儿子活在另一个维度，“他希望我好好活着，只要我开心，对身边的人好，他就会多来看我。”

西芒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一般完成备课后，她都会在家里喊一下儿子，“我能感受他站在房间门口，会和他打声招呼，不管他回不回答，我说两句话后就会很舒服。”西芒说，儿子生前和她就像朋友，有事都会和她商量，“我和他商量多少年后我会去看他。”

近些年，孩子去世的痕迹越来越少。西芒只有在清明、生日、祭日、春节这样的日子去看孩子，“孩子对日常生活的干扰少了。”

2014年，与徐坤的电话交流，让西芒第一次接触到北京爱心传递老人关爱中心。随后，在2015年春节，徐坤邀请西芒去贵州“躲节”，遇到了更多的失独群体中“同命人”。

原本，西芒是以医生的身份过去辅导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失独妈妈，但是她发现，几乎所有同命人都很排斥非这个群体的人。“别人的事情是头上过，自己的事情才是心上过，外人的同情很难有分量，毕竟这个伤痛太大了，不是说带点水果就会觉得很温暖。”意识到这一点，西芒知道自己必须站出来了，“到了贵州我才发现失独群体的这个特点，所以我必须以这个身份站出来。”

西芒还记得在贵州的一次心理咨询会上，一位当地的心理师由于不了解失独家庭的伤痛特点，安慰他们“向未来看”，结果大家都哭了，“本来是躲节，大家刻意忘记现实，装得兴高采烈，维护着自己的假面具，你却把这层纸捅破了”，西芒看情况不对，立马转移了话题，“我说孩子去世了，但我们还有很多可以骄傲的地方”，才稳定了失独妈妈们的情绪。

除了失独妈妈外，在徐坤老师的邀请下，西芒还作为医生，经常义务为关爱中心服务的孤寡、空巢老人开展自救常识等医学公益讲座。前些天，西芒就在门头沟为老人进行了家庭急救常识讲座，“我会告诉一些独居老人在出现扭伤、流鼻血、烫伤等突发情况时怎么实行自救和互救。这对他们来说比较实用。”

西芒觉得，自己先要活得很有意义，这样才能用自己的经历去感染其他人。“我要让别人觉得，我这么难的人都可以精彩，你们不是更可以做到吗？如果我能精彩起来，大家一定会有信心，这比一个本来就很精彩的人要有号召力得多。”

直到如今，西芒还会时常想起曾经母亲鼓励自己的一句话，“你要是一座危墙，别人就无法依靠。一定要让自己这堵墙是非常坚固的墙，别人才能依靠这堵墙站起来。”

本版文/本报记者 郑林 李梦婷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