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级诊疗地方实践调查：厦大一附院以机制下沉资源

　　财政补贴出的分级诊疗只是“过渡”

　　调整激励机制、取消门诊都只是促进医生、病人下沉的手段，分级诊疗机制形成还需要建立畅通的转诊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医联体。

　　事实上，依托医联体做分级诊疗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但问题也显而易见，许多医联体“名存实亡”，管理松散，根本无法满足分级诊疗所需要的“紧密”。

　　第一医院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之一在于厦门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院办院管模式和区办区管模式。据了解，厦门岛内的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隶属于岛内三家大型公立三甲医院，第一医院就是其中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诟病第一医院做分级诊疗，不过是“从这个口袋掏出来，放到另一个口袋里”，没有真正解决分级诊疗后，基层医疗机构“割肉”大医院的问题。

　　据厦门市财政局社保处处长王楠榕介绍，厦门市财政部门目前的策略是把财政补助与分级诊疗绩效相挂钩，从而真正激励大医院摆脱过去的“走量”模式。

　　但显然，用财政补贴硬扛分级诊疗绩效还不是分级诊疗的“自然状态”。李卫华也表示，“不能指望医院的专科医师都下去，总是要回来的。”大力鼓励专科医生下基层，只是过渡政策。

　　对财力较好的厦门而言，这种过渡政策还“过得去”，但对财力较弱的地区，做这样的分级诊疗引导并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大医院还会陷入“割肉”难题。

　　一个可寄托的希望是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目前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主要是基于药品加成取消后的“腾笼换鸟”。但如果价格能进一步调整到用技术收益补足大医院的“分流”损失，也不失为走出困境的一种方法。

　　姜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作为大医院，十分期待能够形成分层分级的医疗服务价格标准作为固定下来的补偿机制，事实上，这正是实现“大医院放得开”的关键。

　　但借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来摆脱困境面临多方压力，其一是患者对调价的接受和理解，其二是医保作为支付方能否承受。

　　对于前者，姜杰表示，一定要有充足、到位的宣传，以免政策由于患者的不理解而被迫反弹。对于后者，业内专家表示，只有三医联动进一步深化，才能真正解决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王宇)